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中国谁更傲慢？两种文化分裂，会导致什么困境？著名科学史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接受人文清华专访，表示两种文化需要和解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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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科学互不来往，对双方不利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和科学未分家，但经历了牛顿、笛卡尔革命以后，哲学和科学开始分野。
吴国盛教授表示，哲学和科学走的路不同。哲学所提供的思想的可能性是越多越好。而科学要求真，要跟事实对照，这个对照不是吹牛能吹的，得实打实地检验，科学走的是务实的道路和能够见效的道路，因此在现代世界发展中越来越重要，比如在现代大学中，科学的院系越来越多，而哲学的院系越缩越小。
当哲学逐渐萎缩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到底是利还是弊？吴国盛教授认为，哲学的萎缩是相对过去的辉煌而言，但是哲学在现代学科体系里还有位置之后“就有饭吃了”，不断产出一些人，所以哲学活动并未停止，哲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相对比例是萎缩，但是绝对人数还是增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科学和哲学分家，不来往，这对双方都不利。
爱因斯坦、康德、马赫
科学家忙于做实验，不喜欢听那些唠唠叨叨的。哲学家认为科学家不懂我们这个东西，跟他说也没用。这种分割实际有害，长期不和哲学家的玄想对话，肯定会影响科学家的想象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都喜欢哲学，比如爱因斯坦就很喜欢哲学，康德哲学、马赫哲学对他都很有影响，跟他的相对论也有关系，“科学家假如没有哲学感觉，就不会像爱因斯坦那么愣头青敢于想这个事儿”。同样，哲学家如果长期不和科学家来往，就可能变成文献学家，做什么研究都是古人怎么说。什么是思维？计算机能不能思维？计算机能不能造出一个反思的可能性？什么是反思？这些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哲学家需要去面对。
所以，百余年来，一些大人物也在呼吁，希望哲学、科学不要隔离太多，因而诞生了科学哲学这个学科，希望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设桥梁。
在中国，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
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自然科学）和“文学文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斯诺认为，在英国两种文化的分裂，即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造成了英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困境难以解决。
查尔斯·珀西·斯诺，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
而吴国盛教授指出，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无知”确实是普遍存在，甚至比英国更加严重，但“傲慢”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更多的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因为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科学被看成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出路，这是中国特色。
“无知”来自教育的失误。由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严格的文理分科教育，搞得文不习理，理不学文，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优势从而创造能力不足，价值认同偏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从而导致片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现在提倡通识教育，对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会有帮助。
胡适，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中国的“傲慢”如果说有的话，也并不表现在或者主要不表现在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的话揭示了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的特殊背景：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相反，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
吴国盛教授表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斯诺所希望的两种文化的“和解”和“融通”有希望达到。在通往“和解”和“融通”的道路上，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故事，让他们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把科学当成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西；另一件是向科学家重新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也是人文事业的建设者、人文价值的捍卫者。这是中国语境下“科学与人文”话题应有的思路。
嘉宾简介：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第七、八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代表作《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希腊空间概念》《技术哲学讲演录》等。
本文参考吴国盛教授《在中国，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中国科学报》，2019.5）